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全球经济已经显现出了滞胀迹象，也就是1970年代那种通胀上升增长下降的奇怪混合物。那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他们的数量依旧极其稀少）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些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而且很快会被逆转；另一些人则担心它会再度催生一个不甚理想的增长时期，但这次是伴随着令人不安的高通胀。

但有一个综合了上述两项观点的第三种情境，很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对全球经济来说，这股滞胀之风更可能是其即将经历的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其最终目的地的一个特征。但政策制定者驾驭这段旅程的手法则会对长期的经济福祉、社会凝聚力和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两大引擎中国和美国的增长都低于各界共同预期，我们迫切需要的全球经济复苏最近正在失去动力。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抑制了一些行业（休闲和出行）的消费，同时又阻碍了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和运输。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日益普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再加上海运集装箱的短缺以及正在进行的供应链重组，强劲且可持续的全球复苏所面临的阻力与更高且更持久的通胀同时出现，也就不出所料了。

更高的通胀率正在给那些希望维持异常宽松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带来压力，同时经济增长的减速又给那些倾向于缩减刺激措施的中央银行出了难题。而对于那些亟待施行的、旨在提高生产力和长期增长潜力的财政和结构性政策来说，上述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对它们的政治支持被削弱。

一些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认为，当前的滞胀趋势将很快被市场力量和人们行为改变的联合作用所削弱；他们用一度飙升的木材价格下降作为例子，认定竞争和供应的增加将抑制通胀；他们从企业大笔投资以应对供应中断的多种迹象中得到了安慰。

而其他人则更加悲观。他们认为，由于支持家庭收入的财政计划将被削减（例如额外失业福利和直接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到期），需求所面对的阻力将加剧；他们还担心许多家庭因为政府特别慷慨的疫情支持而意外积累的现金缓冲会逐渐消耗殆尽。

在供给侧，滞胀悲观主义者虽然欢迎更多的商业投资，但却担心其好处来得不够快，特别是在供应链被重新定向的情况下。因此在他们看来，供应的中断将持续更长时间，央行也无法及时出台所需的政策应对方案。

但我猜想这两种情境都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却会对确实出现的第三种情境产生影响。

在理想状态下，政策制定者会以一种及时和自我强化的方式来回应日益增多的滞胀证据。美国将带头加快政策转向的步伐，美联储已经减弱了一些超宽松货币政策，拜登政府通过推动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投资来提高美国生产力和长期增长的计划也会得到国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和国际金融当局将更好地协调以加强审慎监管，特别是在非银行市场参与者的过度风险承担方面。

这些措施将使得通胀压力下降，推动更快且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以及实实在在的金融稳定。这么一个理想的结果是有可能实现的，前提是要全面和及时出台所需的政策。

如果缺乏这样的应对，各类供给侧问题本身将变得更具结构性，也因此比过渡派阵营预想的要持续更长时间。由此产生的通胀压力将被放大，因为许多企业将不得不提升工资水平以招募当前紧缺的新员工，留住老员工。由于中央银行的政策应对滞后，通胀预期有可能被打破，并因此直接削弱协助推动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的低波动性范式。

由于美联储届时将被迫出台一些遏制性政策，因此较高的通胀率不太可能一直持续。但不幸的是，通胀的下降将以较低且较少的包容性增长为代价，尤其是在拜登政府的计划受到国会阻挠的情况下（这在高通胀情境下更有可能出现）。与其说是长期滞胀，不如说全球经济将重复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经历的状况：低增长、低通胀。

最近出现的滞胀趋势及时提醒我们：全面的经济政策措施亟待落地。这种应对措施下达得越快，锁定经济复苏、社会福利和金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政策制定者迟迟不做出行动，全球经济既不会被自我纠正的力量所拯救，也不会被推入长期的滞胀陷阱中。相反世界将回归到从前的“新常态”之中——经济表现不佳，社会凝聚力面临瓦解，金融动荡不堪。

（作者系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曾任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版权：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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