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登上热搜的离婚观察纪实类综艺《再见爱人2》日前收官，与此同时，民政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关注：2022年，中国离结婚比例高达43.53%。

《再见爱人2》被网友评为“一年一度探讨‘亲密关系’的公开课”，在第二季中，参与嘉宾的婚姻样本涉及老年夫妻、异地夫妻、闪婚闪孕夫妻，亲密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更加集中。在综艺节目中，从相亲、恋爱、结婚、蜜月、怀孕、养育，直至分离，人们想了解想关注的亲密关系议题，都抽丝剥茧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爱、婚姻和亲密关系是永恒话题，也是社会最有力的支持系统。学术界陆续出版诸多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与著作，探讨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亲密关系对于个体、婚姻、家庭和社会变革之间，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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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下称《亲密的分离》）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出版，该书作者是专注于当代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家艾莉森·阿列克西。作为一部当代日本的情感民族志，书中收集了离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私人故事，探索个人、法律、社会及经济结构等多个方向在浪漫关系上的交汇，表达当代人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

在《亲密的分离》一书中，人类学家艾莉森分析了日本社会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1世纪的诸多变化。

二战后，日本社会形成一种共识与准则，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人必定会走进婚姻。夫妻通过经济利益彼此联结，丈夫做有偿劳动，妻子则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的作用下，一个个稳固的家庭缔结起一股社会力量，促成日本在战后实现经济腾飞。

但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社会上稳定的就业机会减少，铁饭碗不复存在。日本男性在一家公司干到退休的稳定基础被动摇。21世纪初，小泉内阁提出，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做出结构性改变，以税收补贴的政策鼓励家庭主妇进行兼职工作，帮助日本走出经济衰退。小泉纯一郎甚至用新自由主义的修辞暗示，过去的家庭主妇依赖社会过日子，这也相当于贬损了日本家庭曾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合作模式。

家庭传统的旧模式消亡，影响着日本人重新审视过去的“理想婚姻”模式，日本人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艾莉森谈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中，日本夫妻间的日常生活与社交几乎完全分开，男性奉献给工作，女性奉献给家庭。在新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下，日本人开始追求“心灵伴侣式婚姻”，家庭责任、传宗接代退居其次。

日本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看法发生改变，老年人的“熟年离婚”也成了社会现象。一些日本女性在丈夫退休之后，主动选择离婚，从终身家务的束缚中脱离出来。

日本主妇年轻时可以为家庭和孩子隐忍，但在丈夫退休后，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个人继续朝夕相处，变得难以忍受。过去的日本人将离婚与晚婚、不结婚、孩子心理问题等“家庭问题”混为一谈，将其视作人生的失败，现在，这些问题开始拥有赋权、独立、幸存、逃离等符号象征。

《亲密的分离： 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

艾莉森·阿列克西 著 徐翔宁 彭馨妍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 2022年11月

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徐翔宁是《亲密的分离》中文版译者。她认为，中国人的婚恋与亲密关系正处于一个独特时期，传统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几股力量相互交织，使得亲密关系处在一股复杂的张力中。亲密关系既处在公领域，又属于私领域，对个人来说，亲密关系非常重要，同时又受到不同社会的文化规范、法律的影响和塑造。

人们如何维持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并保持各自的自由空间？如何在传统模式不再可行之际，建立有意义、有爱、相互扶持的亲密关系？

《亲密的分离》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也不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做出任何评判，但它会帮助人们去理解，日本人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如何在20年里发生转变。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这种转变的过程并不陌生，甚至有一些共鸣。

第一财经专访了徐翔宁，以她的视角，对中日两国亲密关系的变化给出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对话徐翔宁：想了解亲密关系的本质，离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

第一财经：这些年，离婚话题的影视剧与综艺的热播，中国离婚率的上涨，使得亲密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亲密的分离》这本书，能带来哪些新的关于亲密关系的认知？

徐翔宁：如果想了解亲密关系的本质，离婚是一个非常独特、有意思的角度。

恋人在蜜月期常常看不到对方的缺点或不足，但在荷尔蒙褪去后，方方面面都会显现出来，变得异常清晰，清晰到扎眼。很多人在离婚的时候都会感叹，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当初热恋时的情人？

《亲密的分离》这本书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带给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不同理解。

第一个方面有点老生常谈：钱不是万能的。在作者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很多日本男性认为，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女性的经济能力决定一切。如果一个女性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她就可以不需要婚姻。

甚至有一种日本社会主流声音认为，以前离婚率低，是因为妻子全职在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自然不会离婚；现在随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渐增高，职业选择和工薪范围都比以前好，离婚率自然上升了。

在作者的田野调查中，她观察到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一部分老年女性决定离婚，确实与经济相关，彼时日本正在修改法律，容许离异妻子得到一部分丈夫的退休金。但大部分女性离婚时想的是，“我是否丧失了自我”“在这段关系中我是否快乐”“这段关系是否可以忍受”。其实经济并非离婚的重要决定因素，相当多的女性甚至因为离婚直接落入贫困。

第二个方面是，理想婚姻的标准在不断变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模范夫妻几乎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丈夫有稳定、体面的工作，从经济上支撑家庭，妻子负责家里的一切。两个人可能生活在平行宇宙，没有共同爱好也没有共同话语，可能天都聊不起来，坐在一起只能面面相觑。

到21世纪初，日本年轻人已经不能忍受这样的婚姻模式了。如果说两个人不是朋友，不能给对方高质量的陪伴，那么几乎就不可能发展出亲密关系。过去的婚姻模范，成了反面教材。

同时，恋人的标准也在发生改变。2005年，日本流行“肉食男”“食草男”的说法。如果说“肉食男”指的是传统大男子气质的领导力，“食草男”则是新世纪的新标准——虽然可能不是传统的阳刚气质，但是他们更加温和、体贴，不恃强凌弱，会见义勇为。

第三个方面，亲密关系和政治、经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书中有一章主要讲“亲密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从前的经济模式没有给男性任何“顾家”的空间，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大公司里的工薪族（男性）撑起半壁江山，工薪族不仅白天繁忙，下了班还要和客户同事联络感情，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同时，日本财政也扶持传统的夫妻模式。

但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男性虽然还是“一家之主”，但很多人失去稳定收入来源，从前的婚姻模式进一步受到挑战。

第一财经：这本书的田野调查期，正好是日本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作者将新自由主义与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新自由主义崇尚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理想的自我，影响了当代日本人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在推崇个人主义的时代，婚姻、亲密关系是否正迎来新的挑战？

徐翔宁：这个问题取决于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以及机遇和挑战的对立统一。个人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和集体主义相对的，很多人会以为，一旦崇尚了个人主义，就只在乎自己的得失，不管他人死活。但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个人主义不一定是利己主义，也是有利他的概念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这不代表他们不关心其他人的利益。在遵循道德和道义的前提下，个人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利他。

如果说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确实会对传统的婚姻模式、亲密关系形成挑战。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女性专注于家庭付出，可能会让她们觉得丧失自我，觉得应有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和满足。诸如此类的挑战其实也是机遇，让婚姻模式和亲密关系升级迭代。只有更好满足各方权益的模式，才是更适合当今社会的模式。这种挑战会促进在家庭、关系制度上更进一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机遇。

第一财经：中日两国在婚姻的习俗和态度上，有哪些不同与相似？中国人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是否变得理性成熟？

徐翔宁：在我看来，相似的部分是对离婚的看法和离婚过程的艰难，不同之处在于，两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地域差异。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离婚仍然是一件挺难启齿的事情。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比较暧昧，虽然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觉得见不得人，但依旧还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随着人口结构、城乡差距、地域经济结构不同而产生更多的形式和变化趋势。父母那一代人和年轻人的想法不同，原子家庭为主的地区和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也会有差异。在同一个时代，也许我们就能看到完全相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这些年，国内有一个改变，是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随着大众对人生思考的深入，亲密关系不再是人生的全部，孩子也不是人生的全部。虽然也有很多人深陷糟糕的关系无法脱身，但当人们理解亲密关系的多元化之后，对别人、对自己都会更宽容。相对而言，不会把人生的幸福全部寄托在亲密关系、婚姻或是小孩的成就上，这当然可以说是成熟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一财经：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对婚姻有风险意识和保护孩子的意识，通常选择隐忍，直到孩子成年结婚才选择离异。新世纪的日本人开始认为，离婚恰是为了給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甚至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选择。怎么看离婚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变迁？

徐翔宁：在上世纪后半叶，如果一个日本人的父母是离异状态，在婚恋市场上可能会被人看低，学校也有可能因为家庭情况而酌情录取。那时候的日本夫妇为了保护孩子而不离婚，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近几十年离婚污名减弱，这种结构性的阻力减小甚至消失，父母可以更多关注子女和自己的情感精神健康。当父母理解到子女以及自身在糟糕的关系中承受的压力，相对从前来说，离婚也逐渐成为保护孩子的手段。

为了保护孩子而不离婚的想法，在中日两国之间多少是相似的，但变迁轨迹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觉得当然一方面要考虑到中国本身人口、地域以及文化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是对于母亲、女性权利的保护也有待观察。在日本，从监护权上来讲，法律是偏袒女性的，母亲更有可能获得监护权。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小孩尤其是男孩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重要，母亲如果不能在婚内抚养男孩，在离婚过程中很难获得在监护上的话语权。

第一财经：日本这些年涌现熟年离婚的案例，《再见爱人2》中也将离婚嘉宾的范围扩大到60岁以上人群。熟年离婚反映出什么社会变化？

徐翔宁：一方面，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对生活质量和幸福的要求变得更高。有些人在老年后发现，婚姻不再适合，离婚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后，自然不会在剩余的宝贵时间里忍受糟糕关系带来的压力和痛苦。

另一方面，女性的权利意识觉醒，也促成了熟年离婚的涌现。女性不再压抑在婚姻中，选择离婚，也是在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第一财经：很多人想知道，如何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又能建立浪漫、依赖的亲密关系？作为人类学者，你是否有答案？

徐翔宁：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双方能不能对于亲密关系、个体独立有比较高的共识，能在生活中创造出让彼此舒适的模式。哪怕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也不见得就一定代表弱势的一方完全丧失独立。

两个独立的人，如果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有偏差，也很难维持。比如书中提到的一对投行夫妻，丈夫虽然同意妻子在婚后继续工作，但仍希望妻子同时承担起全职家庭主妇的职责。

当然，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不能够脱离一个包容的社会、以及法律的保护，社会制度上的保障也应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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