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经济下行风险不断积累，全球高通胀下货币环境被迫整体收紧。在政策应对上，不同国家央行则存在差异性。英美欧央行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不断加息；日本央行则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坚定地支持经济；相比之下，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则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不搞“大水漫灌”，持续精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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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正常的货币政策为物价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日前，央行行长易纲表示，“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严重，是40多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欧、美，还有许多国家都是8%、9%、10%这样高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去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涨幅是2%，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过去五年（2018年到2022年），我们平均的通货膨胀也是2%。”

牛津大学李纳克尔学院成员、银行与金融学教授、量化宽松（QE）学术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理查德•维尔纳（Richard A. Werner）日前对媒体表示，在刺激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央行的“窗口指导”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

西方央行应该向中国央行学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显示，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9%，预计2024年将升至3.1%。报告同时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4%上调至5.2%。报告预计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为1.4%。

一直以来，如何平衡好治理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各国面临的政策难题。

全球通胀上行引发各国央行激进加息。3月初，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关口，继续走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创出新高，逼近5%。

对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之间的关系。理查德•维尔纳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实体经济的银行信贷创造，这是央行可以掌控的。在生成银行信贷创造方面，政府财政政策不如央行政策重要。对央行来说，他们的目标应是创造可持续、高而稳定的、非通胀的、无危机的经济增长。

他认为，欧洲、北美以及日本央行大多背道而驰，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低效且不稳定，伴有通胀和金融危机。现在，西方央行应该向中国央行学习如何做好工作，因为中国央行认识到，经济由银行信贷创造推动。如果银行信贷创造用于消费，消费物价就会上涨。如果银行信贷创造主要用于资产购买，如购买公寓和房地产，就会资产通胀。两者都不可持续。

此外，理查德•维尔纳指出，央行应确保银行信贷创造被用于生产性商业投资，主要是为提高生产力或产生新商品、新服务，提供的价值要高于投入成本。这将带来高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而不会出现资产通胀或消费物价上涨，也不会出现危机。

“窗口指导”是实施货币政策的最有效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媒体的采访中，理查德•维尔纳提到了中国央行有时会使用的“窗口指导”政策。并认为，“这种方法是实施货币政策的最有效方式，因为银行可以在窗口指导的工业部门中自由选择给谁贷款。”

窗口指导是指，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变动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重点投向和贷款变动数量，以保证经济中优先发展部门的资金需要。

在理查德•维尔纳看来，放宽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数量，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商业投资的银行信贷形式，是促进实体经济的正确途径。而回顾20世纪80年代日本货币政策，当时日本央行利用窗口指导，迫使银行增加主要用于资产购买的银行信贷，造成史上最大的住房和房地产泡沫之一。

近年来，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中国央行持续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截至目前，余额有6.4万亿元，包括碳减排支持工具、保交楼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等，在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倾斜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牵引与带动作用。

理查德•维尔纳认为，如果银行信贷被创造并主要用于生产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实施新技术的商业投资，就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没有通货膨胀和危机，而且可持续。如果银行主要向小公司贷款，那么这将是更公平的增长。窗口指导是监测、协调银行整体和部门信贷创造的工具，并确保这种通过发放信贷创造的货币只用于公共利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日前撰文表示，中国和欧美的货币政策应当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生产型、投资型领域做得更多，欧美的宏观政策可以向我国学习。同时，欧美宏观政策在稳定消费，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缓解居民行为的伤痕效应方面做得更多。从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循环的供求两端来看，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是主要问题，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宏观政策也需要更多关注消费这一端。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也要处理好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更擅长处理和应对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在一般情况下的出发点是总量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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