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早筛的壁垒到底在哪里？

在七月中旬的肿瘤早筛大会上，诺辉健康的董事长兼CEO朱叶青演讲中向台下的同行抛出这个问题。

新一轮的癌症早筛技术从美国起步，中国企业在技术和商业化上快速跟进。由于支付体系、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中国和美国发展出来了不同的癌症早筛产业生态。对于正在从跟跑到并跑阶段的中国企业，它们与美国企业、与国内同行的竞争中，开发出临床上切实拯救患者的技术才是立足的根本。

(资料图片)

中美企业辉映

美国企业率先在癌症早筛的技术上实现了0到1的突破。

2014年，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产品Cologuard获得美国药监部门的批准上市。这项产品通过多靶点FIT-DNA技术检测粪便样本，以接近的灵敏度和出色的防漏检能力，更低的价格代替传统肠镜检查。

在这之前，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如果做早期或者癌前病变的筛查，肠镜是仅有的选择。但肠镜筛查的问题在于，其侵入性操作方式，痛苦的肠准备过程以及相对昂贵的价格，很少有人喜欢它。

各个国家的肠癌高风险人群对传统肠镜的依从性都不高，临床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影响的国人对于侵入式的肠镜筛查普遍依从度低。这限制了肠镜作为癌症筛查手段的普及，而国内医院肠镜设备和专门医生的缺乏，也令肠癌筛查的推广进展缓慢。

全球范围来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都是高发的癌种。每种癌症的自然病程不尽相同，如肝癌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可能带走患者的生命，结直肠癌从早期腺瘤到致命则可能持续十年之久。

癌症早筛的成就来自于，如果在癌前病变阶段发现，则有望借助一些简单手术消除癌症隐患，比如切除结直肠内的息肉。而这一阶段的手术费用，相对于癌症治疗的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精密科学为结直肠癌开启了非侵入式筛查的方式，并藉此实现了商业化的成功。它在美国引领了一波癌症早筛企业的崛起，其中包括使用血液进行多癌种筛查的美国公司Grail（它后被Illumina以80亿美金收购）、Guardant Health、Thrive等公司。

在中国，新技术也激发了创业的热情。在从0到1这个阶段，中国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冲上癌症早筛的赛道。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现在国内探索癌症早筛技术的公司总数超过了两百家。据第一财经的不完全统计，在今年的上半年，至少有15家初创公司获得了风险资本的青睐。

单就结直肠癌单癌种，目前拿到早筛证的只有诺辉健康一家。辅助诊断的企业，中国有艾米森、锐翌等数家公司；提供肝癌LDT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则有泛生子和和瑞基因等；此外还有一开始就涉足多癌种筛查的燃石医学等。

截至目前，已经登陆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包括了港交所上市的诺辉健康、燃石医学、纳斯达克的泛生子、以及创业板的艾德生物等数家企业。

中国和美国的癌症早筛产业生态，乃至于整体的创新药物体系有显著的差异。

“美国和欧洲，它们长期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和资源到疾病的基础机制研究，也更早的系统发现肿瘤发病机制，找到相应的肿瘤标志物（biomarker），因此在这方面有优势。”一家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前美国企业不管是从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还是技术产品化程度，都领先于国内企业。

美国的专利保护更加的广泛和严格，这位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对于企业意味着，前期的研发投入一旦走通商业化路径，则其专利壁垒足以令很多追随者望而却步，风险资本对于投资“Me Too”类企业也更加谨慎。这一套体系给技术型企业带来的创新红利是非常丰厚的。但这一体系的弊端在于创新性的产品的售价往往高昂，医疗体系负担更重。

国内的医药和器械创新生态则是另一番景象。知识产权保护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企业善于学习且能快速跟进全球的最新技术动向，并将其落地生根。

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重复性的研究和资源投入，这对于企业意味着残酷的竞争。但这一体系的好处在于，充分的竞争有可能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这对于需要进行癌症早筛的高危人群来说是一种福音。

而且，竞争最终带来更快的技术迭代。朱叶青对记者表示，国内企业在癌症早筛技术上已经不只是在做跟随性的研究，而是开始有能力与欧美企业并跑。

早筛的护城河

“我们不认为简单的用一项技术一个靶点就能够筛查出某一种癌症，尤其是它的癌前病变。”朱叶青在癌症早筛大会上表示。

捕捉人体内癌前病变的信号，是一项大海捞针般的工作。 多组学的技术越来越受到癌症早筛企业的重视。

“一定要用多组学的技术平台，多个维度去观察癌症发展的各个阶段，才能综合判断癌症和癌前病变的发病率。”朱叶青表示，这些多组学的技术包括“开始的蛋白技术到DNA技术，现在比较热的RNA技术，甚至未来的AI技术。”

科学家和企业发现一项技术在科学上有依据，甚至是实验室能够走得通，也还是不够的。难点在于技术的临床验证。对于癌症早筛来说，相应技术需要以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的注册临床试验，并在临床数据结果上显示“对癌前病变有足够的灵敏度，防漏检的阴性预测值足够高”。

不管是药物的研发，还是器械的开发，临床试验是最容易失败的阶段。从最初概念的提出、到实验通过，最后能得到临床验证的技术，往往百不及一。

临床试验折磨着科学家，消耗着企业的时间，它也是企业的碎钞机。从创立至拿到国家的药监部门的批文，诺辉健康走了七年间，为其结直肠癌早筛产品的研发投入大约7亿人民币；进行多癌种筛查技术开发的燃石医学2021年的研发开支3.6亿元，占其全年营收的七成。

“我认为临床数据是检验一切产品的最终标准。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讲，科学有依据、临床能验证是行业的壁垒。”朱叶青表示。

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鼓励创新的制度陆续出台，医药和器械审批标准日益与国际接轨。为避免低端重复性建设和研发开支的浪费，标准越来越强调新技术和药物需要契合尚未得到满足的临床需求。

医生想要癌症早筛产品的检测结果具备明确的临床价值，且有清晰的后续干预手段。肿瘤高危人群想要早筛产品阴性尽可能避免漏检，阳性足够敏感发现癌前病变，并且价格有竞争力。企业需要同时兼顾两项需求，前者考验的是技术和创新能力，后者考验的是以合规为底线的市场化水平。

商业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并带来企业优胜劣汰。在起起伏伏的周期里，技术落后无法合规，临床验证草率，商业化步伐迟缓的企业将最终被淘汰。

“当投资机构发现其标的的商业回报不能弥补研发或商业投入的时候，创业者和投资机构都会在一轮洗牌中了解到，什么样的技术路径和企业是应该回避的，未来重复性的建设就有望更少。”上述风险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2020年11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常卫清的癌症早筛产品用于40-74岁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在此前和这之后，一大批企业获得了癌症辅助诊断的批文。他认为，中国现在癌症早筛产业生态，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向上突破，最终靠的是合规的技术。

“很多行业同仁在不断的努力，我们也期待这个行业里不仅仅有常卫清的一张证。”朱叶青表示。

中国高发的癌症每年使数以十万计的病患失去生命，一个蓬勃有竞争活力的早筛产业生态，对于创新型企业，对于大众来说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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